马骏:环境治理需要怎样的经济政策?

原创  2020-04-11 09:01:41  77人阅读

简介: 构建绿色政策体系,金融的地位和作用非同小可。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马骏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实现政策绿色化应该更多地研究建立一系列包括绿色金融政策体系在内的、以市场主体激励机制为导向的经济政策,来引导企业、消费者等参与主体更多地生产和消费绿色产品,减少对污染性产品的生产和消费。

构建绿色政策体系,金融的地位和作用非同小可。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马骏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实现政策绿色化应该更多地研究建立一系列包括绿色金融政策体系在内的、以市场主体激励机制为导向的经济政策,来引导企业、消费者等参与主体更多地生产和消费绿色产品,减少对污染性产品的生产和消费。

中国环境报:近年来全国出现了大面积雾霾天气,有人认为,空气污染严重是环保部门没有制定足够严格的排放标准,您如何看?

马骏:迄今为止,环保部门和许多环境方面的学者专家已经提出了大量具体的治理措施,仅北京就提出了80多项措施。这些措施大部分属于技术性的末端治理手段,如脱硫脱硝、提高汽车尾气排放标准和油品标准、加速黄标车报废等。并且在实际操作中,还有许多减排手段是行政性的,包括关停工厂、工地和汽车限行。

但是研究表明,如果不解决一些更加深层次的经济结构问题,例如重工业比重太高、清洁能源占总能源消费的比重太低、交通出行中公路交通的比重太高、地区之间环境污染的外部性等问题,而仅仅依靠末端手段,那么北京、上海,乃至全国的PM2.5减排政策效果只能达到中长期减排目标的一半左右。而且过度使用行政手段,对经济的短期冲击很大,难以起到推动结构调整的作用。

中国环境报:导致目前高污染的经济、能源和交通结构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

马骏:过去,太多的投资进入到了这些污染性的经济、能源和交通项目,而投资于环境治理、节能、清洁能源、清洁交通、清洁建筑等绿色产业的资金太少。剖析深层次原因至少有三个:

一是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即原本依靠市场机制是可以形成一个更有利于环境的资源配置和经济结构的,但政府的政策干预了市场的作用,导致了高污染的经济结构,如极低的工业地价、服务业税负过高等,人为地鼓励了高污染工业的过度发展,抑制了低污染服务业的发展。

二是市场失灵。由于污染的外部性,仅仅依靠市场机制无法将这些外部性内生化,导致污染性的投资、生产和消费过度。然而目前,政策没有着眼于纠正污染的外部性,导致污染性项目的盈利率过高、绿色项目普遍亏本。

三是企业和消费者缺乏社会责任感。如果企业和消费者在其目标函数中除了利润和消费享受最大化之外,还包括了对污染产品的厌恶或是对绿色产品的偏好,那么在同样的市场价格之下,污染产品的产量和消费量就会降低,绿色产品的产量和消费量就会提高。但我国的问题在于,由于许多机构投资者不关心环保、企业的污染信息不公开、环保宣传教育不到位以及公众舆论支持绿色经济的力度不够等,使得企业和消费者尚未形成生产和消费绿色产品的氛围。

中国环境报:能否依靠行政性命令如强制性关停企业等手段推动结构转型?

马骏:行政性手段可以在短期内降低污染性行业的产出以完成上级分配的“减排指标”,但无法持续、有效地引导资源向绿色产业转移,推动结构转型。

我们认为,实现结构性调整应该使用经济手段,以改变投资者、企业和消费者的激励机制。这些经济手段应该包括提高资源税税率、开征碳税、大幅提高污染物排放收费标准、降低服务业的间接税税负、控制工业用地供给、大幅提高对清洁能源补贴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引入治理雾霾的区域补偿机制、建立绿色金融政策体系等。

中国环境报:以京津冀地区为例,周边地区排放是北京PM2.5的来源之一,其中河北是北京周边地区排放的重要来源。如何让河北环境污染外部性内部化,应采取怎样的激励政策?

马骏:从理论上来讲,要让河北内部化外部性,可以有两种做法。一是负面激励:即对河北的重工业征收严厉的税费或采取严厉的行政手段关停重工业企业,或要求安装其无法承受的减排设施。这种做法虽然能够达到减排的目的,但副作用是可能出现经济大幅下降。如果河北没有足够的财力和能力来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这种负面激励就会受到抵制,甚至可能达不到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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